? ? ? ?早些年，逛国家博物馆，馆中有件“元祐党籍碑”拓本，碑文如此写道：
? ? ? ?皇帝嗣位之五年，旌别淑慝，明信赏刑，黜元祐害政之臣，靡有佚罚。乃命有司，夷考罪状，第其首恶与其附丽者以闻，得三百九人。皇帝书而刊之石，置于文德殿门之东壁，永为万世臣子之戒。又诏臣京书之，将以颁之天下。臣窃惟陛下仁圣英武，遵制扬功，彰善瘅恶，以昭先烈。臣敢不对扬休命，仰承陛下孝悌继述之志。司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谨书。
? ? ? ? 然后碑文中罗列了三百零九人，比如苏轼、苏辙、司马光、文彦博、黄庭坚、秦观、程颐等皆在其列。“元祐”，是宋哲宗的年号，而“元祐党籍碑”之事，即是宋徽宗崇宁年间，将对“新法”持有异议的官员列为奸党，刻石颁布天下。相比馆中其它文物珍品，碑文拓本并不引人瞩目，但“元祐党籍碑”却昭示了一个繁盛的国家如何自取败亡，于今日世道，颇有参鉴。
? ? ? ?说到“元祐党籍碑”，不得不先说到“熙宁变法”。北宋至神宗熙宁年间，“三冗”的情况已经导致国家积贫积弱的困局，正如苏辙在《上皇帝书》所述：“臣谨为陛下言事之害财者三，一曰冗吏，二曰冗兵，三曰冗费。”正由于北宋面临的财政困境，以及国家养兵百万，但面对北方的辽夏却处于被动，王安石于此时与宋神宗君臣际会，主导变法，以求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。提出“变风俗、立法度，方今所急也。”其在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中曾提到其理财思想：“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，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。自古治世，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，患在治财无其道耳”。提倡“民不加赋而国用饶。”
? ? ? ?随着新法的推行，确实改变了北宋的财政状况。《宋史》云：“熙宁、元丰之间，中外府库，无不充衍，小邑岁积钱米，亦不减二十万。”根据《文献通考》记载，国库积蓄“可支二十年之用”。且在对外方面，北宋也于熙宁六年（1073年），从吐蕃手中收复自安史之乱之后便失去的河湟之地，形成对西夏的有利战略势态。但王安石变法不免求治过急之弊，过于机械强调新法的推行，而实际忽略了新法在不同地区的适应，也忽略了新法推行官员的品德和能力，不免悻进之徒、贪弊之辈借新法逞私欲。
? ? ? ?比如青苗法，原民间借贷利息过高，农民缺乏偿还能力，进而导致富户在青黄不接之时通过高息借钱给农民，在农民不能偿还的情况下兼并土地。而青苗法本意以低于民间借贷的利息借贷给农民，春散秋敛，既救农民之急，又增国库收入，且抑制兼并。如钱穆在《国史大纲》中所论述：“一面抑富民之兼并，一面可增国家之收入。”但在实行中却在很多地方变形，一些地方官吏为了完成新法施行的考成，强迫不需要借贷的农民借贷，亦有将利息低的政府借款借给富户，富户再按民间利息转借需要借贷的农民，实际上在很多地区反而是增加了农民的负担，给地方官僚及与之勾结的豪绅提供了新的盘剥敛财之道。正如《宋史》所载，刘挚上疏：“陛下有劝农之意，今变而为烦扰。陛下有均役之意，今倚以为聚敛。”
? ? ? ? 因为王安石变法重法不重人，忽略了“徒法不足以自行”的道理，故而，新法并未达到“民不加赋”的效果，不免如司马光所说：“设官以冗增冗，立法则以苛益苛。”且正如钱穆在《国史大纲》中所评价：“安石推行新政的又一缺点，在于只知认定一个目标，而没有注意到实际政治上连带的几许重要事件。”用意虽好，但缺乏缜密研究和推行中的有效监管，行事偏执，如其重开源而不重节流，重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而不重吏治和冗官，于当时诸多有识之士缺乏施政理念的融合、博采。如经历过庆历新政的富弼、文坛领袖欧阳修、文彦博、司马光、苏轼等皆因或反对新法，或对新法某些弊端提出异议，而离开朝堂，退于地方。虽然王安石对事不对人，但王安石的固执导致其未能为国家变法争取到更多的才能之士，反而把他们推向反面（比如程颢曾上神宗皇帝陈治法十事，颇多与王安石议论相同，但最后也说：“治天下不患法度之不立，而患人材之不成。人材不成，虽有良法美意，孰与行之。”），而自己提拔任用的新党中不乏小人，实际将庆历年间已有苗头的党争之势演化更炽，埋下新旧党争的种子。
? ? ? ?而至元丰八年（1085年）宋神宗去世，不久，司马光于元祐元年拜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，在高太后的支持下掌握宰执之权。司马光对新法基本是全盘否定，评判新法：“舍是取非，兴害除利。”入相一年，几乎尽废新法，显现出狂躁而冲动的报复性心理，甚至放弃了当年王安石主持新法时自己所持的逐步改良之见（司马光曾说：“治天下譬之居室，敝则修之，非大坏不更造。”）。
? ? ? ?如司马光于元祐元年（1086年）三月要求各州县五日之内罢免役法，身在江宁赋闲的王安石愕然失声曰：“亦罢至此乎？”原本对王安石新法推行颇多意见的苏轼对此评价：“差役免役，各有利害。免役之害，聚敛于上，而下有钱荒之患；差役之害，民常在官，不得专力于农，而吏胥缘以为奸。”可以说，苏轼对免役法的看法比较持中，尤其在苏轼历任地方官后，对王安石新法的看法有很多贴合实际之处。但即便当时贴着旧党标签的苏轼，为免役法如何去害存利和司马光争得面红耳赤，同时，和司马光为姻亲的范纯仁也认为应当“徐徐经理”，但都不能令司马光客观地看待新法。当时，只有开封府蔡京奉迎司马光，五日内罢免役法。司马光夸赞蔡京：“使人人奉法如君，何不可行之有。”而如苏轼，又于元祐四年，出知杭州，再次退出朝堂。
? ? ? ?可以说，司马光主持的元祐更化，于政事、人事比之王安石熙宁变法更为激进，完全推翻了神宗于元丰年间捏合的新旧党调和的朝廷，于国家政策，完全没有积极的建树，只以废除新法、罢黜新党为事，纯粹将政见不同变质为党同伐异，甚至对西夏，图一时之安，将已收复的安疆、葭芦、浮图、米脂四寨割让给西夏。元祐元年八月，范纯仁就以国用不足，请再立常平钱榖敛散出息之法。曾布曾谓：“神宗时，府库充积，元祐非理耗散，又有出无入，故仓库为之一空。”司马光站在道德立场说王安石言利，但却无力解决国家的问题，可以说，对于新法，司马光只知批评，毫无办法，其得益于修撰《资治通鉴》的历史名声和其才能完全不匹配，置于当时，完全不堪国家执政之负，在中国历史上，此种高谈阔论之文人为政，常有如此之态。伯淳（程颢）谓：“天下之士，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，才可以为而诚不足。今日正须才与至诚合一，方能有济。”司马光即属于才具不足，又缺乏容人之量。根据钱穆《国史大纲》总结，旧党分洛、蜀、朔三派，司马光对洛（程颢为代表）、蜀（苏轼为代表）两派的意见都不能兼听，固执己见，无怪苏轼称其为“司马牛”。
? ? ? ?伯淳道：“君实（司马光）之语，自谓如人参甘草，病未甚时可用也，病甚则非所能及。”司马光在对待变法的态度上囿于：“世俗之情，安于所习，骇所未见。”（《谨习疏》）他批评王安石变法：“徒见目前之利，不顾永久之害。”而当自己秉政，却切切实实走极端，甚至丢失本心。如司马光早期在神宗年间主张“治在得人，不在变法。”而神宗皇帝不太同意他的看法，认为“人与法，亦相表里尔”。司马光反驳神宗：“苟得其人，则无患法之不善，不得其人，虽有善法，失先后之施矣。故当急于求人，而缓于立法也。”但司马光在执政中，不论良莠，不谈利弊，不顾反对意见，急废新法，对已行新法十数年的国家，他此时完全不考虑“世俗之情”和“安于所习”了，对于朝堂，更是撕裂甚重，完全没有“治在得人”的态度。正如程颐所说：“作新人才难，变化人才易，今诸人才皆可用，且人岂肯甘为小人？若宰相用之为君子，孰不为君子？”可以说，司马光执政，“才”与“诚”具有不足，实际导致了北宋未来政局的“永久之害”。
? ? ? ? 至此，新旧党争如北宋的顽疾，两派更互改作。
? ? ? ? 元祐八年（1093年），高太后死，哲宗亲政，因为旧党专横且并不能解决国家的实际问题，又“专以绍述为国是，凡元祐所革，一切复之”（《宋史·奸臣传·章悙》。哲宗用章悙为相，恢复新法。绍圣四年（1097年），追贬司马光、吕公著等已死诸人官，将范纯仁、苏辙、吕大防、刘挚等流放岭南。元祐旧党对新党的作为，在绍圣年间，以章悙为首的新党，又照样给旧党复制了一遍。这边不得不提到一个小插曲，绍圣年间，章悙相，议复免役法，讲议久而不决，蔡京谓章悙：“取熙宁成法施行之耳，何以讲为？”
? ? ? ? 而后，哲宗崩，徽宗立，改元建中靖国（1101年），又复元祐旧臣，以示要调和新旧党争。但在崇宁元年（1102年），宋徽宗用蔡京为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，次年迁左仆射。当年五日废免役法为司马光夸奖的蔡京一变为新党领袖，对旧党大加挞伐。崇宁元年，宋徽宗亲撰“元祐党籍碑”，立于端礼门外，又将“元祐党人”罢官、贬谪。崇宁二年（1103年），“以御书刻石端礼门姓名，下外路州军，于监司长吏厅，立石刻记，以示万世”。二刻“元祐党籍碑”。崇宁三年（1104年）六月，有书诏：“复位元祐、元符党人及上书郊等合为一籍，通三百九人，刻石朝堂”。“皇帝书而刊之石，置于文德殿之东壁，永为万世臣子之戒”。蔡京所书，“颁之天下”，敕命各州据此刊石立碑（现在国家博物馆拓片是广西融水真仙岩，南宋嘉定四年沈暐重刻，学者考证于明代被毁后又进行重刻）。其中列出奸党309人，不仅旧党中观点不同的司马光、苏轼、范纯仁等具在其列，王安石的学生陆佃及变法派人物陆清尘、曾布也被打入“元祐党籍”，甚至连绍圣年间的新法宰执章悙也同列于碑。元祐党人子孙不许留在京师，也不许其参加科考，党人一律“永不录用”。
? ? ? ? 虽然在崇宁四年（1105年），宋徽宗就下令销毁党人碑。但这样新旧两党更互改作，正如陆佃所言：“今天下之势，如人大病向愈，当以药饵辅养，须其平安。苟轻事改作，是使之骑射也。”北宋的元气也正在这种政局反复震撼中消弭。无论新党、旧党，司马光、章悙，都在反复翻转的党争中被清算，互相视为奸邪。如程颢、苏轼等国家难得之人才，则因为坚持己见，不为所用。而圆滑如蔡京，则能在新旧两党面前都得到赏识，终而成为宋徽宗致力专权的助力。（宋徽宗炮制元祐党籍碑，因出于在新旧党争中，欲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。故而宋徽宗于建中靖国复元祐旧臣，而次年又炮制“元祐党籍碑”）。
? ? ? ? 一方面，“元祐党籍碑”立后，北宋已经没有能像王安石、富弼、司马光那般敢和皇帝唱反调的臣子了，朝堂也失去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包容性。宋徽宗只看到新法可以“籍天下之兵，括郡县之利，尽入朝廷”的一面。但“内重”之弊，正如南宋陈亮所言：“彼盖不知朝廷立国之势，正患文为之太密，事权之太专；郡、县太轻于下，而委琐不足持；兵财太关于上，而重迟不易举。”虽然陈亮此言是针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，但实际上，在徽宗年间，北宋在反复党争之下，士大夫阶层终于丧失了和皇帝权力制衡的实力和勇气，君臣共治的格局变成悻进之人依赖皇权的格局，至南宋，此种格局都未扭转。岳飞之死，主战主和之争即是表现。
? ? ? ?另一方面，在反复的政局撕裂中，徽宗看似利用“元祐党籍碑”树立了自己的权威，但国家凝合力却日渐不堪。徽宗看似用蔡京行新法，但只是利用新法而弄权，而非以法度治国家，其甚至不如司马光所提倡的人治得人，已经失去了王安石初行新法的本意。北宋的军队在章悙执政期间，尚能击败吐蕃，压制西夏，使西夏臣服宋朝，而在童贯攻辽时已不堪一击。金军两次南下开封，宋军援军也表现得相当混乱，徽钦二宗一个想甩锅跑到南方，一个完全没有调度指挥勤王军队的能力，还战和不定，甚至将第一次勤王的军队解散，导致金军二次围开封，四方无一兵到京。东京外城陷落居然是派神霄派郭京领“神兵”出战，导致金军趁势登城。在国家危急之时，北宋大臣和勤王军队大多不知所措，只能唯皇帝之命是从，导致“重迟不易举”；而徽宗、钦宗、高宗父子三人则各怀鬼胎。“各人“局局自守”，如李清臣所谓：“抱才负志不得有为而老死沉没者，相望于下。”这未始不是新旧党争人心撕裂后，皇帝以绝对权威操弄权柄所带来的人心变化。
? ? ? ?北宋的党争撕裂的是朝堂，折腾的是百姓，一会儿行新法，一会儿废新法，循环往复，消耗的是国家的元气，由政见不同进而发展到非此即彼的斗争，进而为专权之君和悻进之臣利用，加重了“内重”之弊，故而靖康骤然变故，国家崩溃。后来明末阉党、东林之争也是如此党同伐异，不可调和，导致政事互相掣肘，打击政敌为先，使投机份子当道，国家根本没有长效的救世、救时之策可以推进执行，国家倾颓无可挽回。
? ? ? ?其实，凡是社会撕裂，政治斗争无底线，往往都是投机钻营之辈能够如鱼得水，而国力空耗，无以面对外部竞争，若遇到别有用心之人借此击彼，借彼击此，则大多有倾覆之危。北宋新旧党争殷鉴在前。而今天往往社会撕裂来源更广，很多舆论发酵于网络，作用于社会，形成气候，必然会在人、事上未来作用于国家施政。很多争论比如自由经济和国家调控之争，党法关系之争，言论自由与自由限度之争……这些都并非不可调和，但争论往往陷之于非此即彼，由事及人。回首北宋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之初，设使王安石能在重法度的同时，一步步做好“择吏以守之”，能够多融合程颢、范纯仁、苏轼等有识之士对新法的卓见，变化人才，为新法所用，去急戒躁，弥合分歧，避免对立和撕裂，新法之变未始不能一以贯之，国家命运可能完全不同。《尚书》云：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。”还是很有道理的。